賬號
密碼
注冊賬號需要審核
您當前的位置:首頁 >> 教育書店

人類為何需要國家計劃【王紹光、鄢一龍】

編輯:中國教育品牌網  發布時間:2016-1-10 13:01:22 

編者按:本文節選自王紹光、鄢一龍:《大智興邦:中國如何制定五年規劃》一書,該書是國內外首部系統研究中國五年規劃編制的專著。剖析了中國中央政府如何制定重大公共政策,概括提煉出中國的獨特民主決策模式,即“集思廣益型”決策模式。這一模式是指一套旨在集中各方面參與者智慧、優化決策質量的程序和機制,包括屈群策、集眾思、廣納言、合議決、告四方五個環節。書中提出,中國政策制定經歷了內部集體決策、“一言堂”決策、內部集體決策重建、咨詢決策、集思廣益型決策五個階段。書中論述了中國政策民主的特點:重視調查研究、廣泛協商、大眾參與、民主集中。

王紹光、鄢一龍:人類為何需要國家計劃

 

與其它種種計劃相比,中長期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堪稱“人類最雄心勃勃的集體事業”。[1]

在這個星球上,與其它動物相比,人類到底有什么獨特之處?稍加思索,我們就會意識到,人類最獨特之處便在于其規劃未來的能力。雖然有些動物看起來也具備這種能力(如黑熊在冬季蟄居過冬、鳥兒筑巢),但生物學研究研究發現,其它動物看似事先規劃的行為不過是本能的展現,而不是有意識籌劃的結果。而人類日常生活中離不開計劃,從計劃今天的晚餐到計劃下一次度假,從家庭財務規劃到子女人生規劃。與其它動物行為形成更強烈反差的是,“建筑摩天大樓與發射宇宙飛船需要大量預先謀劃”。[2]不僅現代人具有規劃未來的能力,看看埃及的金字塔、英國的巨石陣、意大利與突尼斯的羅馬斗獸場,每一樣都展示出人類謀劃未來的超凡能力。除了驚人的單體工程奇跡外,古人還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系統工程奇跡,如雅典衛城,秘魯的馬丘比丘,中國的長城、都江堰、九大古都、大運河、坎兒井等等,不一而足。

進入近現代,人類開始嘗試思考規劃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德國經濟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也許是這方面最早的先驅者之一。雖然他并沒有明確使用“經濟計劃”或“計劃經濟”的說法,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年出版)卻明顯包含了這種意思。他的一句名言是:“固然,經驗告訴我們,風力會把種子從這個地方帶到那個地方,因此荒蕪原野會變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靜等著風力作用,讓它在若干世紀的過程中來完成這樣的轉變,世上豈有這樣愚蠢的辦法?如果一個植林者選擇樹秧,主動栽培,在幾十年內達到了同樣目的,這倒不算是一個可取的辦法嗎?歷史告訴我們,有許多國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個植林者的辦法,勝利實現了它們的目的的”。[3]這句話的矛頭所向是亞當·斯密《國富論》鼓吹的市場至上論,李斯特的目的是為政府干預經濟、主導發展提供理據。

同樣,在講到未來新社會制度時,馬克思(1818-1883)多次提到對經濟實行計劃調節的必要性, 但也沒有使用“經濟計劃”或“計劃經濟”一詞。[4]例如,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設想,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里, “社會化的人, 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 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5]不過,馬克思對未來新社會計劃調節的設想還十分抽象。他的忠告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到底應怎么做, “完全取決于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但是, 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虛無縹緲的, 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6]

在經濟思想史上, 最早提出“計劃經濟”這個概念的也許是列寧(1870-1924)。他在1906年的《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一文中斷言, “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7] 這時,他對“計劃經濟”的內涵仍語焉不詳。

幾年以后,一位德國人沃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1867—1922)提出了自己的計劃經濟理論。[8]拉特瑙今天已幾乎被人遺忘,但哈耶克(1899-1992)卻清楚地記得:“我之所以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影響特別大的是拉特瑙的著作,他是一位充滿激情的計劃主義者”。[9]當哈耶克還是一位少年時,拉特瑙已發表了一批文章,逐步勾勒出一套計劃經濟模式。雖然他的理論充滿了內部張力,并非完美自洽,但他對自由放任主義的蔑視是毋庸置疑的。難怪有人把他稱之為“計劃經濟的一位先驅”。[10]

一戰開始后,拉特瑙的理念有了變為現實的機會。[11]經他說服,德國戰爭部下設立了一個新機構,負責征用與分配關鍵性原材料,統管的原材料最多時達到約三百種,甚至包括“農民牛馬廄里的每一種糞肥”,以滿足軍需生產。[12]除了生產方面的計劃外,德國在戰時還先后建立起了戰時糧食公司、中央飼料局、中央馬鈴薯局、戰時動植物油脂管理委員會、中央水果蔬菜局、戰時糧食局、帝國谷物局、帝國服裝局等機構,把人們基本消費需求也納入政府計劃管理的范圍。[13]其實,在一戰期間,不光是德國,其它西方國家也用計劃的方式組織國家戰爭物資生產。例如有經濟史家把此時的美國經濟稱之為“徹頭徹尾的計劃經濟”(a totally planned economy)。[14]

十月革命后,列寧坦承:“我們有社會主義的知識,但是沒有組織千百萬人的知識,沒有組織和分配產品等等的知識。老布爾什維克領導者沒有教給我們這些東西。在這方面,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沒有什么可以炫耀的。這門課程我們還沒有學過”。[15]戰時德國用計劃方式引導經濟發展方向的做法給列寧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對他闡發自己的計劃經濟理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6]反過來,列寧的理論又影響了后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和斯大林時期蘇聯計劃經濟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斷言:“蘇聯的計劃經濟,多少師法德國在1914-1918年期間實行的戰時計劃經濟”。[17] 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持類似的看法:“從歷史角度看,先于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才是計劃理論之父。拉特瑙在一戰期間便在德國組織了史上第一個現代計劃經濟,列寧對蘇俄計劃問題的處理方式參照的正是德國的先例”。[18]

列寧在世時,俄羅斯于1920年建立了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當年底便推出了第一個全國性經濟復蘇與發展計劃。次年2月,俄羅斯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幾年后,該委員會開始制訂帶有“控制數字”的年度計劃。列寧去世后,蘇聯于1928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二戰之前,它的頭三個五年計劃(1928-1940)非常成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創紀錄的5.3%,工業產值年均增長率更是高達11%,這在當時是了不得的成就,使蘇聯在不長的時間里便從農業國一躍變為世界工業強國。[19]

新中國成立時,蘇聯已進入戰后恢復性第四個五年計劃尾期。那是一個經濟計劃在世界范圍內高歌猛進的年代。計劃是如此走紅,以至于英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1949年出版的《經濟計劃原理》一書中宣布:“除非近乎神經失常的的人,已沒有人再信奉放任主義了……事實是現在我們都是計劃主義者了”。[20]那時及其后一些年里,不僅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全面實行計劃體制,[21]西方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如荷蘭、法國、瑞典、挪威)也以不同方式在經濟與社會發展領域引入計劃的理念。[22]日本戰后馬上全面恢復了戰時的統制經濟;即使在1949年轉向“市場經濟”,同時又推出“經濟復興計劃”( 1949- 1953年度);其后,以1955年12月“經濟自立5年計劃”為開端, 政府的長期經濟計劃一直維持到今天。這意味著“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 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 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23]有日本學者干脆把本國經濟體制稱作“計劃經濟”。[24]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埃及)更是不甘落后,紛紛在政府中設立計劃部門,推出發展計劃;[25] 東亞“四小龍”中的韓國與中國臺灣便是其中的典范。[26]

那么實行經濟計劃的效果到底怎么樣呢?看看1980年(經濟計劃理念越過巔峰開始出現頹勢,但一窩蜂的轉型還沒有開始)的情況也許很能說明問題。下表列舉了1980年各個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排序、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排序、以及兩個排序之差。第一個排序可以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第二個排序可以用來衡量社會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程度。如果一個經濟體的兩種排名相等(排序之差等于零),說明前者決定了后者,但其社會經濟體制本身并沒有改善人類福祉的能力。當時實行所謂“自由經濟體制”的中國香港便是如此。如果兩種排序之差是正值,則說明,哪怕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社會經濟體制也可以在改善人類福祉方面有所作為(如中國);正值越大,體制優勢越明顯。反之,如果兩種排序之差是負值,則說明,即使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社會經濟體制也可能在改善人類福祉方面拖后腿(如沙特阿拉伯);負值越大,體制劣勢越明顯。明眼人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下表中,“兩個排序之差”正值最大的頭三十多個國家幾乎全是實行經濟計劃的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它們包括了多數人口大國,占全球人口很大的比重。這說明,無論實現計劃經濟會帶來其它什么問題,它在滿足人類基本需求方面功不可沒。

 

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計劃理念風光不再。在1991年底蘇聯崩潰前夜,已存在70年的國家計委于當年四月被撤銷。在此前后,原本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紛紛改弦更張,拋棄五年計劃,轉向所謂自由市場經濟。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本身在美國國務院擔任政策計劃工作的日裔美國人福山大膽地斷言:采取計劃機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失敗,歷史已經終結,人類社會只有自由資本主義一途,別無選擇。[27]然而,這種妄自尊大的資本主義必勝信念也只是曇花一現。

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轉型國家”情況并不是都很美妙。早在轉型之初,已有人預測到,這些國家在情況好轉之前一定會經過一段讓人心酸的“淚谷”(valley of tears)。[28]但誰也沒有想到,“淚谷”竟然非常深、非常長。下圖顯示人均GDP在轉型國家的變化情況。在28個蘇東轉型國家中,只有5個勉強能在十年以內讓人均GDP恢復到轉型前水平。有17個國家花費了10-20年才使人均GDP恢復到轉型前水平,荒廢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更糟糕的是,直到轉型的第21年(即2010年),仍有6個國家的人均GDP仍未恢復到轉型前水平,這些國家的人民還在“淚谷”中掙扎。如烏克蘭,它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當于轉型前的四分之三,即使一切順利,也許還要上十年才能恢復到1989年的水平。對這些國家而言,轉型的代價是它們經受了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嚴重很多倍的經濟衰敗,這在人類歷史是恐怕是也是極為罕見的。不僅如此,在不少轉型國家,犯罪橫行,不平等急劇擴大,并目睹了人類和平年代鮮見的預期壽命大幅下降,成百萬人過早逝去。[29]作為對比,中國的表現堪稱艷麗。在1989年,中國的人均GDP大大低于所有28國;到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其中半數國家。 

2007年,在一篇回顧計劃理念興衰的論文中,長期研究蘇聯計劃體制的荷蘭學者邁克爾·埃爾曼(Michael Ellman)得出結論:如果計劃機制不完美,單靠市場機制也不可能帶來什么好結果。[30]與此同時,在“華盛頓共識”肆意蔓延的美國后院,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已變得如此明顯,以至于拉丁美洲國家紛紛向左轉。到2008年,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從美國蔓延至全世界,作為資本主義象征的大型企業一個接一個面臨破產倒閉的厄運。迫不得已,從冰島到愛爾蘭,從澳大利亞到日本,從英國到美國,政府紛紛出手將銀行、保險公司、汽車業國有化。結果美國《新聞周刊》封面文章發出驚呼:“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了”。[31]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制定中長期計劃就意味著不相信市場萬能,而是相信未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預測未來的確十分困難;因為影響未來的變量太多,準確預測未來的每一個細節既無可能,又無必要。在這個意義上,哈耶克斷言人類不可能全面、準確、及時地把握現實與未來的所有細節無疑是對的。[32] 但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不能全面、準確、及時地把握現實與未來的所有細節”并不等于完全不能了解現實與未來。如果完全不能了解現實,哈耶克憑什么批評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如果完全不能了解未來,哈耶克的信徒們憑什么相信自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永遠帶領人類社會取得最好結果?只要現實與未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計劃便是可能的;只要計劃是可能的,就有必要制定計劃,明確奮斗方向,力爭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盡量擴大人民的福祉。

中國學者都十分熟悉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l,1928-)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批判,但恐怕不了解他對計劃的真實看法。科爾奈認為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是愚蠢的。在2006年出版的自傳中,他有關計劃前景的論述值得在這里大段引用:

共產主義體系的失敗導致計劃理念被污名化,我對此感到十分遺憾。不僅匈牙利的國家計劃辦公室被解散,蘇聯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其它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計劃機構先后遭遇同樣命運。計劃者的作用被消弱,計劃機構在前蘇聯集團以外的國家完全喪失了其影響力。你不必是位共產主義者,也無需接受馬克思主義,但應會看到為國民經濟制訂計劃的可行性。制訂計劃有必要進行測算,這種測算會跨越不止一兩個財政年度,并力圖探尋國家發展的各種可能路徑。此類謀劃不一定非要產生一份全面指導經濟參與者具體行為的文件。它只需對各種可能的發展途徑進行測算,供領導人和決策者參考,用作他們討論的背景材料就足矣。這就是朗納·弗里施(Ragnar Frisch,1895-1973)、揚·廷貝亨(Jan Tinbergen,1903-1994)[33]以及六十年代法國計劃者所倡導的那種引導性計劃(與市場經濟相容),而不是共產主義經濟中的那種指令性計劃。也許有一天,當人們對共產主義體系下舊式計劃體系的可怕記憶消失后,計劃理念會再度復興。[34]

在2014年初出版的新書《活力、競爭與過剩經濟:兩篇剖析資本主義本質的論文》里,科爾奈不再糾纏以短缺為特征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而是試圖解決以過剩為特征的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挑戰。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供需平衡問題,科爾奈沒有像某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那樣盲目地推崇“看不見的手”,而是誠懇地說:

讓我提出一個看似不合時宜的建議:實行中長期規劃。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那種已被證明失敗的指令性計劃,而是類似法國一度使用過的那種引導性計劃的改進版。經過必要的試驗,它也許可以更好地協調新增產能與預期需求之間的關系,并阻遏大公司的老板心血來潮、大肆投資,使他們所在產業的過剩產能雪上加霜。


[1] A. F. Robertson, People and State: An Anthropology of Planne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

[2] Daniel D. Chiras, Human Biology: Health, Homeostasis, and the Environment, 3nd ed (Sudbury, MA: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2005), p. 11.

[3]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上海: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00-101頁。

[4]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其實也具有一定程度計劃性。1891年,他在評改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時指出:“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見“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0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頁。

[6]馬克思致費迪南·多梅拉·紐文胡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3-154頁。

[7]列寧,“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1906年5月19日),《列寧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頁。

[8]《大英百科全書》對此人的介紹完全沒有提到他在這方面的理論貢獻。

[9]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Friedrich A. von Hayek,” Oral History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3(interviews with Hayek conducted on October 28 and November 4, 11, and 12, 1978), p. 11.

[10] W. O. Henderson, "Walther Rathenau: A Pioneer of the Planned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 No. 1 (1951), pp. 98-108

[11] Fritz Redlich, “German Economic Planning for War and Peac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 No. 3 (Jul., 1944), pp. 315-335.

[12]見R.R.帕爾默,喬•科爾頓,勞埃德•克萊默,《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的沒落?》,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 2011年,第34-39;尼爾·弗格森,《紙與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二章第二節“戰爭經濟學”。

[13]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一章第19節“戰時經濟與戰爭經費”。

[14] Murray N. Rothbard, “War Collectivism in World War I,”in Ronald Radosh and Murray N.Rothbard,eds., A New History of the Leviathan (New York: E.P.Dutton & Co., Inc.,1972), P.66.

[15]列寧,“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的報告”,《列寧全集》第34卷,第239頁。

[16]任曉偉,“論德國‘一戰’期間的計劃經濟及其對列寧的影響: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歷史原點”,《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7年第3期。

[17]艾•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頁。

[18]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p. 363.

[19] Robert C. Allen,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3.

[20](英)阿瑟·劉易斯著(丁忱譯),《經濟計劃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5年11月第1版,第14頁。

[21] Marie Lavigne, The Socialist Economi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4)

[22] Stephen S. Cohen, Modern Capitalist Planning: The French Mod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23]山之內靖,J. Victor Koschmann,成田龍一,《總體戰和現代化》,東京:柏書房,2000年,第285頁,轉引自馮瑋,“總體戰和現代日本經濟體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經濟史研究新動向,”《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57頁。

[24]高橋龜吉,《戰后日本經濟躍進的根本原因》,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頁。

[25] Albert Waterston, Development Planning: Lessons of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26] Tibor Scitovsk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1965-1981,”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 Vol. XIX, No.3 (1985), pp. 215-264; Tun‐Jen Cheng , Stephan Haggard & David Kang,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Korea and Taiwan: The bureaucracy,”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4, No. 6 (1998), pp. 87-111.

[2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 Summer 1 989): 3-18。又見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8] Ralf Dahrendorf, “Europe’s Vale of Tears,”Marxism Today, May 1990, pp. 18-23.

[29] David Stuckler, Lawrence King, and Martin McKee, “Mass privatisation and the post-communist mortality crisi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Lancet,Vol. 373, No. 9661 (2009): 399–407.

[30] Michael Ell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Planning,” in S.Estrin, G.Kolodko & M.Uvalic (eds) Transition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r of Mario Nuti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2007).

[31] Jon Meacham and Evan Thomas,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32]哈耶克,《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33]挪威人朗納•弗里施和荷蘭人揚•廷貝亨在1969年分享了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各自的研究都對將計量經濟學模型被引入到政府經濟計劃做出了貢獻。事實上,“計量經濟”與“宏觀經濟”這兩個概念就是弗里施引入經濟學的。除此之外,兩人還在各自的國家大力倡導、推動經濟計劃。弗里施被認為是將計劃引入挪威的關鍵人物。見Arild Sætherand Ib E. Eriksen, “Ragnar Frisch and thePostwar Norwegian Economy,”Econ Journal Watch, Vol. 11, No. 1(January 2014): 46-80。廷貝亨于1945-1955年間擔任荷蘭中央計劃局局長,再于1965-1972年間擔任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主席。參見Daniel B. Klein and Ryan Daza, “Jan Tinbergen,”Econ Journal Watch, Vol. 10, No. 3(September 2013): 660-666.

[34] Kornai, Janos,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p. 157.

相關文章:
新版跑狗高清玄机图,生财有道彩色印刷图库8277co